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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教”：通过古籍汉字“拯救”地球人
发布人：Soulsky.com
“教”在现代汉语中是个多音字，当它读为去声“jiào”时，当“教育”、“宗教”等讲，当它读平声“jiāo”时，当“传授”等讲，如“教书”等。其实，它的本义就是“教育”讲。
从上列甲骨文字形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教鞭（攴）；左下方是一个“子”字，表示小孩，“子”上是两个交叉符号（爻），表示鞭打的痕迹；整个字形“教”是会意一个人手持教鞭在教育小孩。楷书的字形“教”较甲骨文、金文字形有所变化，左边讹变成了“孝”字，变成了形声字。
《说文解字》里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意思是说“教”字的本义就是在上面的施教，在下面的效仿的意思。段玉裁注云：“上施，故从攴；下效，故从效。”“教”字当“教育”、“教导”义讲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从其造字方法上我们似乎也可以窥见古代教育方法的某些信息。
后来又由“教导”、“教育”引申指某种学术或某种学术派别，如郑玄《六艺论》里说：“虙（fú）羲作十言之教。”这里的“教（jiào）”字就是指学术派别。后由此又引申指“宗教”，如《新唐书·后妃传上》里说：“佛、老异方教也。”这里的“教（jiào）”字就是指宗教。
先说教育，那么，基于人类社会文明之初时，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我们从中国古代教育说起。《学记》，是古代中国典章制度专著《礼记》（《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写作于战国晚期。文中有言：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yuè“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qiǎng）也。故曰：教(念jiào)学相长（促进）也。《兑命》曰：“学学半。”（前一个“学”字音xiào，本字读作“斅”，意思是教育别人，后一个“学”字音xué，意思是向别人学习。）其此之谓乎？
再有言：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xiáng），术(suì)有序，国有学。比年（每年）入学，中年（隔一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坚强的意志）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yuè“悦”）服而远者怀（向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蚁”）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兑命》曰：“敬孙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学记》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先秦中国的教育经验。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论著。
如果说以上是中国古代一种有形的教育方式，阿域认为还有一种无形或有形的教育方式存在于民间，那就是基于中国家庭、氏族、群落的家族式教育，基于家庭的首先是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等，再就是家族式的集体式教育。来自氏族的大约就是一些礼仪、族规、民约等，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再者还有来自中国民间手艺人的文化、技艺传承，这些大多是非物质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一定的教育目的。
基于国家层面，教育的一个目的还在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自汉朝开始，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直到后来形成的科举制度。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中国的教育开始了新历程。
首先，是对私塾制度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
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在改革和摸索中前进。1951年，人教社开始编写出版教材。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采取选用、改编老解放区教材、苏联教材编译本和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比较流行的教材的方式，编写出版了全国通用的第一套教材，这是过渡性质的教材。
阿域认为，新中国的教育模式，已经开始被西方文化、科学入侵。随着汉语拼音的普及，更是将中国文化的汉字全然西化，学习汉字首先从拼音学起。同时，后来又将繁体汉字简化，更是从另一层面讲中国文化西方化了，将具有中华文化意义的汉字符号化，拼音化了。
尤其是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基本课程和学习科目、科学、西医等领域 ，基本上也是被西方文化所同化了。我们不妨来看看清华大学的背景，来自百科的资料如下：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史称“庚子赔款”。1904年美国表示所得赔款“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经中美双方多次商谈，于1908年确定退款办学相关事宜。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1906年给美国总统《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反映了美国退款办学的真实目的：“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古代教育。公元8世纪以后，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和王权的巩固，为了满足封建主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有别于教会学校的教育形式和结构，称为“世俗教育”，其主要形式包括宫廷学校和骑士教育。
宫廷学校学习科目和当时的教会学校一样，主要是“七艺”，教学方法也才采用教会学校盛行的问答法，虽然宫廷学校主要培养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官吏，但由于教俗封建主往往两者合一，因此，世俗官吏教育自然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
骑士教育是这一时期西欧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家庭教育形式。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勇英善战、忠君敬主的骑士精神和技能。骑士教育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家庭教育。从出生到7、8岁。儿童主要在家庭中接受母亲教育，学习的内容有宗教知识、道德教育以及身体的养护与锻炼。
第二阶段：礼文教育。7、8岁以后，低一级的贵族将儿子送到高一级的贵族家庭中充当侍童，主要学习上层社会的礼节和行为准则，同时，也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一阶段，还要进行赛跑、角力、骑马、击剑等内容的训练，以便成为身体强壮、能征善战的战士。这样的训练持续到14岁。
第三阶段：侍从教育。14~21岁，青少年开始作为附件领主的侍从，随主人参与各种活动，重点是学习“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投枪、击剑、打猎、弈棋和吟诗”。年满21岁时，通过授职典礼，可正式获得骑士称号。
说教育，不得不说宗教对教育、文化、思想等人类精神文明产生的影响。宗教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也包括相應的崇拜活動。相信在現實世界之外還存在超自然、超人間的力量和境界，主宰着自然和社會。隨着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宗教也不斷演變。宗教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法術、圖騰崇拜、拜物教、萬物有靈論等。後由多神崇拜發展到一神崇拜；由部落宗教演化為民族宗教，以至世界宗教。
在我国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儒家、佛教和道教三种思想。在后来儒家、佛教和道教三种思想逐渐融合，在十世纪开始，这种统一的解释成为南宋绘画中越来越受欢迎的主题。这种和谐的三位创始人同框的描绘传达了一种思想，那是什么？
儒家对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在佛教初传时期，主要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对佛教大多是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佛教的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儒学家们逐步地改变了以前的态度，除继续指责佛教出家落发舍弃君父的出世主义思想之外，又开始对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心性之学）加以吸收，以充实与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在历史上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学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归一”说，认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当时的儒家已经衰弱，产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来的宗教，不适于中国的需要，老庄道教所宣扬的“至德之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融合三教为一教。但王通对如何实现“三教归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其实三教是不可能归成一教的，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对立的思想。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而已，决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明确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应加以指责的，柳宗元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道异。”（《送僧浩初序》）以此说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这就为后来儒学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开了先河。
而后的儒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态度，除仍然坚持反对出世主义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学思想。例如程朱理学曾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相融说。《二程遗书》记载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又问：‘未知所以破它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遗书》卷十八）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就是万理归于一理，一理而万理。这就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无关系，所以程颐肯定了佛教华严宗的这些哲学命题。正由于宋明理学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哲学宇宙论学说，建立了新儒学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还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即理学）开创者的周数颐哲学，就是继承与发展五代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思想而来。周敦颐改造了《无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一书，阐发了无极、太极、性命、主静等学说。所有这些思想，为而后的二程朱熹所继承与发展，建立起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陆王心学则较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就整个宋明理学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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