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焚字

《尚书》序（作者孔安国）：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岛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岛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以，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甲骨文的焚字

对甲骨文焚字的解读，是否正确，目前尚未知。阿域的理解，“焚字”原来的意思。是在毁灭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历史证据。或是焚灭后获得别的目的，比如，佛教中有焚身的做法 ，也就是为了弘法而献身。

还有，焚香是一种拜佛的仪式。我国焚香起源于春秋时期，最早是最为诸侯王的朝仪。传说香能辟瘟驱邪，所以宫室、朝堂、议事厅必焚香。到汉代，宫室发展到用香熏衣、驱虫、防腐蛀，后来士大夫家以至平民，都有焚香的习惯。民俗五月端午，要在房中烧芸香，以驱虫，要给小孩挂香囊，以驱邪恶。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香、花、灯是礼佛必不可少的“三大件”，称为“花香供奉”、“香火因缘”。而在东汉明帝以前，祀神祭祖，只烧艾条，不焚香。所以祭祀礼器中没有香炉。汉明帝以后为了焚香，才开始制作香炉。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焚香这种礼佛的仪式也沿袭至今。

甲骨文的帝字

佛门有一种比喻，说人就好比一座森林，森林并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它是由许许多多的树木一起构成的，这些树木有的生、有的死、有的繁茂、有的凋谢，虽然看上去森林还是这片森林，但一个恒常不变的森林根本就不存在。同理，人也是一样。还有，阿域记得有人解读甲骨文的＂帝＂字就代表是森林。

大家看这个演化的甲骨文＂帝＂字，就是木字中藏着一个人，在睁着一双眼睛在看。根据佛家的理解，这世界就是一片森林，而那个森林里就住着我们所认知的神，也就是人类认识的上帝，这其实也就是世界类认知的真谛。

上帝造人是因为人类先创造了上帝，才有上帝造人的传说。而焚书坑儒并不是秦始皇的始创，因为在之前已经有了焚字，要不怎么不说烧或毁呢？因此焚字是在甲骨文中作为要消灭人类对上帝的认知或信仰的证据。

六书通的焚字

焚“书”的书，自然指的就是《尚书》序中说的：伏牺氏造的书契。因为秦始皇那时候已经到了简牍为主的古籍时代，所以此后就没有人知道书契这东西。故而也就不明白《尚书》序中说的：“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而《尚书》序中说的：“更以竹简写以”，就说的是被今天的人们误读的“大道至简”的意思。上图六书通的焚字就更加形象了。

【大志焚身】三国佛教略史曰：「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罢道还俗。寺院冗余者，亦皆毁折。庐山沙门大志素服哭于佛前三日，誓舍身济法。乃诣东都上表曰：愿陛下兴隆三宝，贫道当燃身以报国恩。帝许之，遂以布蜡缠身，于大棚上，端坐焚死。于是帝停前诏不行。」

在佛教，有很多关于焚身的历史记载和说法。但这件事本身就说法不一。各自主张。

关于“焚”字，在古代中国历史文化中就是一个很文化的事情。从惜字炉到焚字洞，无不是说古人对文字的敬畏。惜字炉，又名惜字亭、惜字塔、字纸亭、圣迹亭、敬圣亭等，是昔日文人墨客烧毁文字纸张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惜字风俗早在宋、元之际已逐渐流行，那时的人们对传播知识的文字、纸张甚是珍爱，写有文字的纸张不得派以裱糊、包裹，更不能随便践踏丢弃，必须送到惜字炉焚化。此风俗绵延到明清时达到极致。清代《独山州志》记载：“奎星诞节士子举行惜字会。兰中字纸，虽村氓妇孺，皆知敬惜。”因惜字结集而成的“惜字会”，除了读书人，大户人家与商人也参与其中，亦有地方官府购置田地，以田租专门用于惜字开支。

另外，明代一个叫李贽的还专门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焚书》。李贽在自序中说：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则《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人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今既刻《说书》，故再《焚书》亦刻，再《藏书》中一二论著亦刻，焚者不复焚，藏都不复矣，或曰：「诚如是，不宜复名《焚书》也，不几于名之不可言，言之下顾行乎？」噫噫！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欲刻者，谓其入人之心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然余年六十四矣，倘一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余幸其庶几也，故刻之。

淡园闳在为李氏焚书序说：李宏甫自集其与夷游书札，并答问论议诸文，而名曰《焚书》，自谓其书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

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谶乎？

淡园闳还讲述了宋元丰间，禁长公之笔墨，家藏墨妙抄割殆尽，见者若祟。不逾时而征求鼎沸，断管残沈，等于吉光片羽。焚不焚，何关于宏甫！且宏甫又何尝利人之不焚以为重者。今焚后而宏甫之传乃愈广。然则此书之焚，其布之有火浣哉！宏甫曾以是刻商之于余，其语具载此中。

余幸而后死，目击废兴，故识此于其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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