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君子爱酒，固有其道。其道在于酒的琼净，其味的浓郁香醇，给人以超凡神韵。这是一般俗人所不能领略的。凡视酒如穿肠毒药者，在于不懂饮酒之道，不能享受酒的乐趣，往往更在于不能饮。见酒过敏者，饮而身体不适者，与酒无缘者，其中自有见酒欲饮而不能饮者。其实，饮又何妨，大不了搭上一条小命，而换来的则是酒神酒仙之美誉，何乐不为？当然，这仅指懂饮酒之道者；与酒无缘无交情者自不可效仿，而得不偿失。

君子道酒则神情专制，如诗情画意，如春风佳丽，有着销魂欲仙的飘逸。君子看来，酒能给人以潇洒豪情，能使人忘忧消愁，能使人脱俗神游。。。。。。得此道者，自可称酒徒。

酒徒饮酒并不在酒，在乎酒中乐趣，在于醉后的逍遥，在于欲做神仙。穷饮，是一种自乐而乐的潇洒。象五柳先生陶潜，性嗜酒，尽管家贫不能常得，但有亲友置酒而招之，自可造饮辄尽。其所求期在必醉，只要有酒便什么也不在乎，有酒必醉，醉了便成神仙了，哪管家破不避风雨，衣着破烂褴镂，箪瓢篓空？先且做回神仙再说。而神仙也只不过如此，如济公活佛之酒中之乐，有酒有肉便是快乐，便可无尘世之忧患，云里雾中，尽可逍遥。

酒能使人现真，能给人胆略，能给人灵感与激情。文言则曰“酒酣已往”。即便敢说、敢笑、敢哭、感骂、敢打，这于酒徒之中大有人在。古今酒徒亮节慷慨，率性而行者岂不都得力于酒么？

传说有酒徒即便是下地干活，也不忘带上一壶酒，其之喝法当属穷饮。他锄草时，每锄一行之前，先将酒置于一头，然后从另一头向酒而锄，每锄完一行便饮上一口，以解酒瘾。其饮酒既在促进干活的劲头，还在于科学经济的饮法，使酒得到双重的利用，岂不美哉？

至于金樽煮酒斗十千的富饮，自有其诗情的浪漫。而李白对酒当歌又何尚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竹林七贤晋朝七大头阮籍以饮酒著名，当不独于他的思想，而是对环境对抗所作的酒糊涂。其意自与“难得糊涂”有着同等意义。“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酒糊涂法，不也是一种对时处世的生活哲学么？

礼节之饮要数中国人的习惯了。国人向以酒待客且敬而又劝，虽表示了真情诚挚的一面，其实这种情形已失为酒之道了，有强人所难的意味。似乎客人饮的越多，越能表示主人的交情之厚，劝的越多越能表示主人的敬意。倒不如学学外国人借酒为谈资这种发明，多寻点酒外的情趣。中国人那种大摆酒席的热情，其实并非为客人，只不过为解自己之饮。要谈工作，做生意，又何在乎酒？隽韵一般酒徒难得饮令。

知己同饮之风雅颂咏，已是千古佳话。而心计之人相互劝饮则已失饮酒之道。借酒报复更不是正直酒徒所为，已完全亵渎了酒之精神。陌路同饮实乃一种交际手段，可酿出千古英雄赞歌。不饮不相识，酒中见真情。

为饮酒而饮酒，是不得已的差使，莫如谋财害命，这是酒肉朋友所为。酒肉朋友之饮，并不在于酒，而在于饮酒时的假大方与自作英雄，称不得英雄，不可算酒徒。

常饮酒而难得一醉者，自可称英雄。其酒量非凡而不可轻易醉，这正是高徒的饮酒之真谛，可称酒徒之宗师。不过酒量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善饮，饮的恰到好处。高人轻易不露，自有其高尚之妙。酒席中常见自谦不能饮，而又时而饮之并不得醉者即是，可称得上最上流的酒徒。这与众多量不可及而又贪杯忘我不堪一醉者，自不可并论。而那种自无量力借酒称英雄者则是最下流的酒徒。常言说“酒醉英雄汉”，所指并非酒醉者为英雄，而是指那些难以被酒所能醉倒者也。还有一种借酒发疯以泄内心不平者，整日浸泡在酒中者，为解自作的忧愁，昏然不知世事的酒徒，只能算是酒鬼了。惯醉如泥者，笑话百出者大有人在，可谓“喝一世的酒，丢一世的丑”也。

常饮常醉，不饮则已，一饮便求醉，不醉不罢休而其醉态仍不失理智者，大约已与神仙不远了。其所求即在醉中妙处。如李白之醉饮，非醉不能成诗，不能舞剑，其醉中仙境自是酒神莫属了。再者，欲求自我情趣，以醉为乐，别无他求，如陶潜。其求醉于别求他志，以酒为文，深品酒中三味。否则也不会有如《饮酒》、《述酒》、《止酒》等诗呈现于他笔下。其饮酒只不过为一种爱好，正如其为文作诗一样，即使作有《止酒》，而止酒仅仅是止止而已，实乃迫不得已。此时已违反了喝酒的本意了，但等到有酒可喝，有酒能喝时又何不能畅怀痛饮呢？

阿域为酒文，并未真正品得酒中滋味，也不全然领尝为酒之道。与酒之精神只不过借酒论酒，借饮酒、醉酒而论酒徒。尽管如此，阿域试作《酒徒铭》且作本文之尾，以飨众酒神、酒仙、酒徒、酒友及酒鬼：

家不在富，善饮则名。饮不在菜，有酒则行。斯是酒徒，唯酒是命。酒传佳话，逢酒善而亲。往来皆酒友，谈酒论两斤。可以调我性，怡我情。无尘世之乱耳，无凡人之忧心。唐诗《将进酒》，明文《著酒经》。列子云：是徒之酒。

约酒电话：七八两九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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